楚格峰－最初で最後の湘南の冬

    说来惭愧，在小小的日本东游西逛，山川秀丽的祖国却完全没有游览过。趁着老婆的生日，两个人忙里偷闲微服私访了一次江南。四天的时间，原本想要苏杭+水乡的高效率暴走，做功课之后却愕然发现中国的旅游资源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于是紧急修改方案，与其走马观花不如悠然地品味一处。最终目标定在了古城苏州。

    说起苏州，那是以文化和古韵著称的烟雨江南的代表之一。然而遗憾的是，我既没有文化，也不通历史。虽然沿途可以跟在旅游团后面窃听解说，但是说道儿多的让我很烦躁。。。于是索性不顾内涵，大体饱饱眼福就得。以后跟人说起，俺也是去江南熏陶过的，这就够了。

    第一天晚上睡在上海。老婆大老远从北京赶来和我会和，本当にお疲れ様！好好休息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一早便赶往苏州。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北京—沈阳以外的动车，没什么速度感，也不是远途车，感觉是动车中的たにがわ号。下了车的第一感觉，真凉快！和站前和一个推销旅游course的大娘墨迹了几句，幸亏没有跟她走，险些上当！坐着很破的公交车，我们来到了第一个目标拙政园。其实我很想在脑海中浮现一下中学的那篇《苏州园林》的，可是左想右想愣是一点印象没有！罢了，文盲终究是文盲，认命了。。。

    天气突然给了点面子，挤出了点太阳。我和老婆都很喜欢拙政园门前的这条小巷，两侧的树木恰到好处地给街上遮出了阴凉，夏天应该会很惬意吧！两侧无数的小店，卖丝绸和小玩意，很有意思。

    周末走了一趟JR身延线，也算是终于走完了JR东海的所有线路。路上拜访了名刹善光寺＆身延山久遠寺，还在电车里清晰地看到了富士山。对宗教没什么兴趣，也搞不清“日莲宗”是什么意思，而且连查查的动力也没有。不过风景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身延山，N多的壁画和天井画，还赶上法事，逗留了两个小时。回来路上发现富士山与此之近很惊喜，车里乘客很少，于是跟车掌搭了搭讪，知道了那些站之间可以看到左富士，右富士之类。楽しい週末旅でした！

 

    （不知不觉中这游记已经写了50篇，在日本走的太久了，该回祖国了。）

    早秋，利用三连休再次暴走了一次东北。憧憬已久的田沢湖，果然名不虚传地美丽。虽然天气时晴时阴，但好歹是看到了碧蓝的湖水，还有传说中的たつこ姫。虽然只是个周长20km的正圆形的小湖，但是水深431m日本第一，堪称奇迹。由于附近的酸性温泉源源不断地注入酸性水，使得湖中几乎没有生物存在。关于たつこ姫的传说，从前有一位美丽的少女，她为了永远留住自己的美貌，每天向神祈祷，最终感动了神。神指示她去饮用一处泉水，便可青春永驻。结果她贪心过度，喝干了泉水（海量！），结果变作了一只龙，成了这湖中的神兽。

    此外非常幸运的，前一天晚上在秋田站居然遇到了寝台特急トワイライトエクスプレス，虽然没有钱坐一趟，但是饱饱眼福也不错嘞！   

    第二天早上到达田沢湖。由于时间非常充裕，索性借了一辆自行车，花了两个小时悠闲地绕湖走了一周。到处是早秋和安静的农村风光，让人心旷神怡。日本啊，真是除了东京以外到处都是好景色！

 

    阴云密布的周六和阳光明媚的周日，花了两天时间好好品味了一下箱根。其实内容到不至于那么多，但是箱根的free pass至少要买两天，于是便索性好好地のんびり撩。

    一大早和daiba还有他的室友会和，小田急线然后箱根登山铁路然后登山ケーブルカー然后空中缆车，中途研究了番登山车是如何一根线栓两根蚂蚱的学术问题。乘缆车经过大涌谷时被硫化氢熏的昏头涨脑，但还是下来吃了个著名的箱根黑温泉蛋。据说吃一个延命7年，我两天共吃了两个，看来有望再跨一个世纪了！

    然后意气风发地上了贼船，和迎面开过的海盗们亲切地打了招呼，还在船上发现了一只酷似黄秋生的活海盗。但是那小风嗖嗖儿地，让我对海贼们的同情油然而生。。。

    晚上回到小田原的旅馆，遇见了狂能侃的老板和老板娘。在daiba和他室友洗澡的功夫这位おばあちゃん起码跟我说了十几件事。。。

    晚上三人为了买点酒喝几乎走了半个小田原，回来后边小酌边说说笑笑边看爆搞笑的志村动物园。好久没有这么惬意的周末了。

    周日先去了趟小田原城，但是很悲伤地发现那只可爱的大象在一个月前去世了。。。。bless

    中午时分到了芦之湖，终于看到了白帽子的富士山。我们可是为了等这个白帽特意等到这周的。

    最后逛了下湖尻的visitor center，趴在桌子上认真地用蜡笔涂了两只鸟。本来挺平淡的一次旅游，画了两只小鸟后居然变得很开心。老小孩，呵呵。。。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提到了弥生时代中后期在九州兴起的由卑弥呼领导的邪馬台国。三四世纪之交，邪馬台国的统治者（神武天皇？）率国东征，消灭了原近畿地区的势力，建立了大和朝廷。由于卑弥呼的继任者台与女王仅在公元266年向中国朝贡一次，随后便断绝了往来，而再次通使，则是倭五王时代。这空白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相当难以考证。虽然有《日本书纪》和《古事记》可做参考，但是可靠性太差。关于这“謎の四世紀”，我以后有时间再稍微整理一下，暂时先跳到有文献可考的倭五王时代。
 
    让我们从一把古坟时代的铁剑说起，（见本文最后的附图）。这是在琦玉县稲荷山古墳中发现，现存埼玉県立博物館中的一件文物。之所以提起它，是因为它正是倭五王时代的物品。它的年代，已经确定在了第21代天皇，雄略天皇。剑上刻有115个汉字，而我感兴趣的，是“治天下”三个字。关于“天下”，日本和中国的理解有根本的差别。中国的天下，不但要中央集权，还要臣服四方，即真正的普天之下。但日本的天下，只局限在日本列岛周围，至多包括到南部朝鲜，这与千年之后丰臣秀吉等人的天下概念是一致的。看似理所当然的一件事，但是对于理解倭五王时代的中日通交很关键，因此放在最前面叙述。此外关于“治”，日本学者熊谷公男提出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古代日语中的“治”，其实有シラス和オサム两个字。虽然都有统治之意，但是有微妙的区别。シラス意味着绝对的统治权，而オサム则含有互惠的意味。因此熊谷认为，当时的大和政权仍然只是国家联盟的形式，尚未形成真正的王权。之所以提到这个观点，是我为解释后来中日再次断交而做的铺垫。

    所谓的倭五王，是从413年至502年倭国向中国朝贡的五位日本统治者，中国史书中分别记为赞，珍，济，兴，武。这五个名字是中国式的记法，在倭国应该对应着五位倭王，也就是天皇。但413年的那次朝贡有些可疑，因此本文只考虑421年至502年的事情。他们分别对应哪位日本天皇是一件非常复杂的研究题目，本文不做任何涉及。80年间共有十余次朝贡，当时南朝的宋和梁都对倭国做了封赐。而倭王被封的官爵，具体说分为官与爵。例如438年倭王珍被授予的安东将军是官，倭国王是爵。这种册封，与中国本土的赐予名号和领地不同，是对周边国家赐予名分并建立君臣关系的体制。而被封国家也可以得到天朝的庇护，并假以威严。但是倭国的来贡似乎目的不是这么单纯。

    那么，倭国王为何要特意来到南朝，并接受刘宋的册封呢？我们首先看一下公元438年倭王珍来贡的表文：“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史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所谓除正，即正式册封。而使持节，则是要求实际的行政权。我们可以看出，倭国不仅要求正式册封倭国内的的民政军事大权，还要求朝鲜半岛南部的五个国家的军政权。这里先提一些历史背景。古坟时代倭国连年侵犯朝鲜，南部的一些小国（统称任那）驻有倭国的军政机构，百济也被迫与倭国“结盟”。北方的高句丽实力强大，倭国暂时无能为力。所以这次要求“除正”，是对除了高句丽以外的整个朝鲜提出了要求。而对于倭国的要求，刘宋没有给予承认。

    事情似乎很简单了。倭国的目的是为对朝鲜的占领寻求一个光明正大的名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首先，倭国并不是在实际支配着朝鲜半岛南部。当时的百济和新罗是堂堂正正的独立国，任那等小国也绝不是完全被倭国占领的状态。那么倭国对刘宋的朝贡并要求除正，仅仅是他们在yy么？倭国为什么先自称这些称号，并寻求中国的承认呢？

    我们再看看后来，478年倭王武的朝贡表文：封国偏远，作籓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遥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
    
    这一次，刘宋给予的封赐是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刘宋为何对其要求的部分中，唯独百济没有给予肯定呢？
首先，百济不仅是独立国，也是中国南朝正当的属国。因此于名于实封给倭国都不可能。但是朝鲜半岛的其他国家，本来与刘宋也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不是中国的势力范围。你倭国想要这个名分，便与你好了。

从倭王武的表文来看，他首先述说了先祖以来的征服战争，并且表明了不仅倭国本土，也希望向朝鲜半岛进出的意愿。他将百济称为“边隶”，公然将其放在了自己的版图之下。而再北面的高句丽，则是阻碍倭国向宋朝贡的障碍。为了打通朝贡刘宋的通道，从父王时，便开始了对高句丽“悲愿”的征伐，因此才需要向宋提出封赐的要求。前面一大部分，都是对后来要求封赐的理由的陈述。很明显，他是把自己放在中国的天朝思想的前提下写下这篇表文的。天下的主宰着是中国皇帝，倭国是作为天朝的东方屏障而存在的，岁岁来贡也是为了感受皇帝的恩德。因此“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不是为了倭国自己，都是为了扩大中国的版图。日本人啊，装奴才的时候还是挺乖的……

    从表文还可以看出，倭国为了获得和高句丽同等的官爵，可谓意愿强烈。倭王自称的“开府仪司三司”，是一种名誉上的官号。据学者坂元义种的考证，南朝刘宋时，拥有这个称号的臣国国王仅有四名，其中一名便是高句丽王。倭国要求除正这个称号，显然是为了和高句丽王平起平坐。倭王反复强调了征讨高句丽的意愿，因此想给刘宋留下和高句丽成对抗之势的印象。

    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是，倭王将百济称为“边隶”。产生这一想法的原因，就是本文最前面提到的日本式的“天下”概念。为了和中国的“天下”相区分，我这里将日本的“天下”称为“小天下”。所谓边隶，正是倭王意识中的“小天下”里，百济正处于边缘。这个小天下，具体说就是“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而高句丽的无道，除阻止倭国向刘宋进贡外，恐怕还有高句丽侵略了倭国的“小天下”之意吧。言外之意，倭国作为百济的“宗主国”，是从保护自己的“属国”不受外国侵略的立场来说的。也就是说，倭王的主张是建立由倭领导的东亚“小天下”，同时又臣服于中国，“小天下 ”是“大天下”的一部分。

    475年，高句丽攻陷了百济的首都汉城，百济国王也战死，残余势力被迫向南迁都。倭国武向刘宋的朝贡，正是在这之后。可以认为这时倭国在百济的影响力大大增大。在这个时刻，倭王武决心讨伐高句丽，并向刘宋上表以谋求对百济的合法支配权，以及和高句丽同等的地位。至此为止，我们大致弄清了倭王武478年朝贡的本意。而之前半个世纪的朝贡，恐怕也是他们对朝鲜战略的苦心经营吧。

    根据熊谷公男的观点，倭王武的上表中，有一个较明显的矛盾点。一方面要求都督七国，并力求和高句丽王同样的官爵。另一方面在将军号上，却仅仅要求了安东大将军（之前的兴和济都是安东将军）。关于当时中国的封赐制度，我没有详细考证，在此是直接引用坂元义种先生的结论。将军号的上下顺列是严格规定的。当时中国有四安将军，四镇将军，四征将军的制度。“四”就是东西南北。地位的高低是由安至征升序排列。与高句丽王的征东大将军，百济王的镇东大将军相比，倭王的安东大将军是位置最低的。虽然我们可以理解为倭国是后来才参加对宋的朝贡所致，但另一方面刘宋对于倭国的重视度很低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倭王在爵位上提出了强硬要求，为什么在将军号上没有要求和高句丽百济平起平坐呢？也许是倭王对于宋的封赐体系还不甚了解，也可能是比起这些虚号，倭王更在意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总之倭王遣使的最大目的，是要确立自己在东亚的“小天下”盟主地位，并与高句丽明确对立。

    另一点非常让我感兴趣的，是倭王对自己臣下的封爵要求。438年的那次朝贡，倭王珍除了要求除正自己的官爵外，还对自己的臣下们要求了平西，征虏，冠军，辅国等官爵。而451年的朝贡也有类似要求。对于这些官爵的等级，倭王珍自己的安东将军，和臣下的平西，征虏，冠军，辅国等其实是同一等级。也就是说倭王和倭国的臣子们并没有地位上的差别，这不奇怪么？本文第二段提到的“治”的理解，恐怕与此有关。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官爵是倭国的请求，不是宋给封的，也就是说这是他们自己给自己的定位。这说明了什么呢？当时的日本，也许仍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王权，王与臣的地位没有明确差别，恐怕正说明了当时的大和朝廷，仍然是国家联盟的形式。这与卑弥呼的时代，在国家形式上仍然是一样的。

    但是到了倭王武的时代，却没有提到给臣封赐爵位。从这个细节，我大胆地猜测一下，到倭王武时倭国的王与臣已经有了身份的差别，可能倭五王时代正是日本从国家联盟到王权集中进化的重要时期。这样的话，倭王武（雄略天皇）将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天皇之一。没有他这个环节，天皇绝不会拥有后来那样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倭王能够在列岛拥有至高统治权，也说明了大和朝廷势力之强，在列岛上的生存，已经不再需要中国的册封。恐怕这也是倭王后来放弃对中外交的原因之一。与今天的日本人一样，倭国王有极强的自尊心，他们不愿甘当中国的属国，但是对于大陆的技术文化的要求却始终是必须的。所以，对朝鲜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不向中国朝贡，朝鲜便成了他们学习大陆文化的唯一通道。从6，7世纪倭国对朝战争的失败后再次选择对隋唐派遣使者，也可以说明这点，即中国政治影响力不是必须，但是文化是必须的。

    然而尽管倭王的近乎执拗地对刘宋王朝提出了请求，但是宋只封赐了安东大将军称号和六国统领权。倭王最为期待的百济支配权和与高句丽王同等的开府仪司三司的爵位，却没有得到满足。从宋王朝的角度来看，这却是当然的结果。南北朝时的中国，朝鲜半岛的百济属于南朝势力，因此百济对于刘宋是一个必要环节。而倭国却把百济当做“边隶”，试图取得其支配权，这与宋王朝的外交方针是不一致的。中国皇帝是天下唯一的权威，倭国的天下再套小天下的设想，是无论如何不能得到中国认可的。此外南朝的几个朝代，在中国都混的深一脚浅一脚，对国土不接的日韩问题的兴趣也是有限的。

    再说宋对于倭国本来也不是很重视，封个安东大将军打发了事而已。
在从倭国的角度来看，对百济的支配权和开府仪司三司的爵位没有得到满足，与中国继续外交活动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倭王武的表文中，写到如果能取得对高句丽的胜利，便能向先祖一样向宋王朝朝贡尽孝。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你不满足我的要求，朝贡之事便到此为止。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倭王的不满与焦躁。甚至可以说，倭国是以断交来威胁刘宋来封爵，但依然没有达到目的。因此，在长达一个世纪的通史之后，中日再次走上了绝交的道路。

    完全说中日的二次绝交是倭国的外交政策失败所致，到也不尽然。正如前文提到，到倭王武的时代，倭国的实力大为增强，王权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因此不再需要中国的力量也不可知。而本文最前处提到的“治天下大王”，也刚好是在这个时段产生的。因此我想中日的断交与倭国国内王权的确立，应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的权威已经不再是必不可欠的条件，依靠大和朝廷独立的力量，已经有可能支配日本列岛并觊觎朝鲜。由此，倭国做出了与中国册封体制诀别，向着独自的日本式的“天下”而去了。

    几千年来，亚洲的政治局面是以中国以中心的“册封”体制。但是对于倭国来说，参与到这个体制中的，其实只有3世纪的卑弥呼和5世纪的五位倭王。再到7世纪至9世纪的遣隋使和遣唐使制度，虽然也是朝贡，却根本没有要求册封。现在看来，主动脱离中国的册封体制，是古代倭国的外交方针之一。稍微总结一下，卑弥呼是小鸟依人似的的寻求庇护，倭五王是要求其“小天下”成立的名分，而到后来的遣隋使和遣唐使，倭国需要的只是中国的先进技术与文化，而不是政治上的东西。于是，我们也许应该对“倭”这个字重新认识了。表面上是顺从之意，其实日本确实东亚最不顺从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