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走入二中是小学三年级。因为那时县里传说二中出现了一只神奇的蜘蛛，可以在网上织出英文字母。有人说那是“春天”，有人说是“幸福”，甚至有人说是“耶酥”。改革开放还真是成果显著啊，玉帝和上帝两位老人家应该没啥外交冲突叭。我们当然没有找到蜘蛛，但是我却记住了这个园子。背倚青山，最后一排教室甚至已经在山脚下，可以俯视整个校园，居高临下。校园隔成两个操场，四周杨树环抱，很是安静。好一个读书的去处！我没有任何看不起一中的意思，这和爱情是一个原理，她比你先到，呵呵。

然而真正开始初中生活时，我却发现跌入了深渊。这也是迄今为止我最不愿回首的一段时光。首先是没有分到“好班”。那时公认的最好的班级是袁忠洁老师的二班。一班班主任虽然是历史老师杨宝玉，但和二班是同一套老师配置，而且学生实力很强，所以和二班是并列的。而我的四班，则凄凉的可以。班主任谢胜华，她的数学教的并不差，可是我和她仿佛水火不相容。也许是因为我在小学里小有名气，可是到了初中却无法让她看到任何实力和潜力。以及我那时吊的确实可以，所以她对我的讨厌是非常明显的。语文老师张德恩，是个只会拼音的老家伙。也许我这样去说一个大我四十岁的前辈很过分，可是他真的应该选择除教师之外的任何职业。他只会让我们背诵所谓的正确答案，我当然嗤之以鼻。一次他让我总结某种文法的效果，我说了一大段，他说虽然不是标准答案，不过也还凑合。我说这是您给我们的另一道题的答案，合着你那套理论都是共通的啊。于是我被请出教室，坐在外面看了一节课蚂蚁。他的另一项强项是罚抄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宁死也不抄，最后我不得不把全文背下来向他抗议，这总算比抄的意义大吧？英语老师赵晶是唯一美好的回忆。说实话，我不需要老师是什么高级特级，只好人好，就足够满足我的需求了。所以我的英语从一开始就不错，很感谢她。否则一门全新的课程也从灾难开始，后果不堪设想。她的女儿王欢应该上高中了吧，我想应该比小时候更漂亮了。再提提几个“副科”老师。政治老师党文福，不知道教书和课间在操场卖包子哪个是他的主业；历史杨宝玉，很好的老师，只是那会儿我根本没心气去学；地理老师忘记名字了，五十多了还没嫁……；体育老师一直不知道名字，刚从抚顺师专出来的小丫头。一次体育课，我不肯出去，懒洋洋地坐在教室里看闲书，屋里还有好多同学。她怒气冲冲地冲进教室，让大家在讲台上站一排，只有我文丝未动。她干净利落地给了我一个耳光。在大家反应过来之前，她也同样干净利落地挨了我一个耳光，金边眼镜飞出几米远。结果是她哭着跑出了教室，我继续歪着看书，剩下的同学们一片愕然……

我并不是想这样特立独行，是因为我心里实在太乱。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身边的人和事。我想念小学的玩伴儿们，想念慈祥的刘老师。虽然初一这批同学当中也有像刘洋这样一背子的兄弟，但是起码那时我并没有跟谁走的特别近。除了英语，我几乎在跟每一个老师作对；班里的同学们也经常有摩擦，尽管我还是班长。也许我应该静下心来学习，努力考第一。可是在班里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在全校也就不温不火地排在30多名。我没有特长，没有爱好，每天在学校傻子似的坐一天，晚上回来傻子似的看电视然后睡觉。  

更糟糕的是，我的身体也出了问题。小学二年级的一次体检，我们被注射了微量的肺结核杆菌，来检验身体的反应。结果同学们都顺利过关，我的右臂却起了大水泡迟迟不消。尽管医院告诉我们，携带病菌并不意味着发病，就像HIV携带者并不都是AIDS患者一样。可是这终究成了心理的一个阴影。初一那年，爷爷去世的前后，我终于因为心情悲痛，病倒了。我没日没夜的咳嗽，肺部阴影几周都消不下去，吃了无数中药。最后也不是痊愈，而是不了了之。不过到现在倒也没有再发作。所以我想世界上的一切痛苦都无法干净利落地结束，只能靠时间来让它慢慢淡化。

终于，初一结束了……

初二，同学们一个都没有缺，只是多了几个复习生。而老师们整个大换血了。几何谢胜琴，虽是谢胜华的亲姐姐，却非常朴实善良，对我来说却是简直是换了个天地。语文高志勇，极其认真，而且懂得让我们去理解东西，而不是背标准答案。当然这也和他的压力有关。他同样个性鲜明，很不得学校领导赏识，拿不出成绩，学校就随时请他回家。那时候他已经三十多了，到现在总应该已经说上媳妇儿了吧……；英语还是赵晶，我很满意；代数是一个老太太，姓陈。罪过，我竟然想不起她的名字了，一位对我非常好非常德高望重的好老师啊！记得一个花絮：有一道题最后推导出x＝8n，四个选项是：x是4的倍数，x是8的倍数，x是16的倍数，x是32的倍数。我非要多选，是8的倍数当然也是4的倍数嘛。最后老人家只好认为我“死心眼”，不再和我计较。  

这时候的学习仍然没有什么可说的，基本还是在班里第一，在年级40名左右。我也对这样的状态没什么不满意，反正再怎么好也不会全校第一，再怎么差也不会考不上高中。一种“保级无忧，夺冠无望”的姿态。然而初二却过的很有意思，因为我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象棋。爷爷是个象棋高手，可以对棋局上十几步之后的变化看的清清楚楚，当年在清原也是小有名气，所以我从小就被爷爷教着马走日象走田。不过我直到这时才真正对象棋有了兴趣，可是爷爷已经离开人世一年整了。  

我很快就达到了痴迷。家里有很多棋书，我把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在家里打谱。当年爷爷教我时，一直强调思维的重要性。一定要对目前的局势有个宏观的判断，找出对手的破绽和可能的对策，在看出10步变化前不要落子。我最终的水平也许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爷爷，然而走的却是完全另外一条路。我的思维和计算能力很普通，所以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精思妙算，而且我也没兴趣做到。我的方法是：背诵。我没日没夜地看棋书，但是我看到一个新的课题时不会首先去想我应该如何对付这个局面，而是直接看讲解，看懂它，并且记住它。以后实战中遇到同样或类似的情况，我就可以应对自如。于是就是用这最笨的方法，我不断地向头脑中灌输着千变万化的棋局。到初二的暑假，已经基本达到了我个人的颠峰状态。那时家门前这条街，从圆中园到教师学校这一段，几乎每个棋摊我都征战过，每一次都是一帮老头子一边，我自己一边，把他们杀的很难看。由于对弈时，我只需要在头脑中搜出类似的局面， 不需要做缜密的思考，所以行棋飞快，而对方总是被逼得长考。我很喜欢对方长考或者悔棋，这样我就有充足的时间看清楚棋，也是在补充我的数据库。渐渐地，我也有了点小名气，而我也乐在其中。

和我一起玩的还有王东和文学。我们从小学就一直很好，不过不懂事时候的感情当然很缺乏深度，从这时我们才真正开始成了兄弟，而他们也会对我以大哥相称。初二那个暑假我们三个整天鏖战，每天对局数超过30。我甚至在墙上帖张纸记录下每天的战绩，最终结果是王东想扳回来他需要赢我264盘……

但是我的象棋有明显的缺陷。那就是靠记忆建立起来的实力，无法面对真正的高手。当遇到我不熟悉的局面时，我就会非常被动。比如张曦，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和他对峙。因为他是靠脑下棋，我是靠定式下棋，我对他的胜率非常可怜。另一个缺陷是，一旦时间长不碰，很容易忘记头脑里那些知识。所以现在我的象棋能力几乎为零。当然，我也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初二我并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当时最流行的应该是NBA和甲A。中央二每周六早上6点多会播放一场，同学们起早熬夜地看。不过我并没有兴趣，我既没有身高也没有运动细胞，典型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另外，当时几乎人人是大连万达或者辽宁抚顺的支持者，张嘴闭嘴全是张玉宁郝海东。弄的我一度以为世界上最强的球队就是万达。98年的世界杯也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我甚至没有看任何一场比赛。只记得在周峰家里看了一个总结的片子，知道了光头门将巴特斯，还有法国强大的后防线。还有巴西的老门将塔法雷尔，硬汉队长邓加。直到现在我也很喜欢邓加。这基本是我的那届世界杯的全部记忆了。

混混噩噩过掉了初中的前两年，学习上姑且算是在好学生行列。但是想考全校第一，首先是我没这个兴趣，其次是这根本就是不可能事件。有一次万兰兰甚至考出了399分（满分400），这样的记录让我去超越？我还是多下几盘棋去比较好……而且那时候都有一种心理，学好理科就足够证明自己聪明了，语文不好竟然反而可以沾沾自喜。所以我也就心安理得地混日子。

初二多了一门课，物理。其实那并不能称为物理，顶多是自然 - -b！因为有太多感性的认识，几乎没有计算。物理老师蔡丽萍人到是满好。刚毕业的女生，不算漂亮但是很有气质。有一次在我答了满分后，满意地对我说：“又准又稳，可造之才！”说实话，我很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称赞了，我已经习惯了谢胜华的白眼，和期末榜上那不上不下的成绩。后来她去了高中，我上高中之后又和她会师了。不过她就没再教过我。

我们冬天会安排跑步。有一次刚从两个操场间的门洞绕出来时，我被谢胜琴老师叫了出来。和她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人。“这就是王志远啊，长的好小啊。”我完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当时不知道，这就是我求学路上最重要的恩师之一：敖凤玲。我直到现在也不相信她是因为看到了我的潜力才把我招到自己门下，一定是谢老师的推荐才让我幸运地搭上了“头等舱”。

于是初三开始时，我没有找任何门路，就来到了最好的三年三班。老师的配置是：语文敖凤玲，数学于永胜，物理杨利伟，化学王凤，英语郑淑梅，政治朴文丽。

敖老师自不必说，她对于我的意义远不止教了我一年语文。她是第一个人让我相信，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甚至可以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应该说没有尖子生的心态，就永远成不了尖子生。所以我一生都会感激她。初三的语文虽然也是死记，不过我却觉得有意思多了。现在还记得范进发疯的步骤：惊喜，疯走，跌到，奔走上集。这是当时的标准答案…… 

数学老师于永胜，在下文提到； 

物理老师杨利伟，虽然不是飞天英雄，但是他一样是个传奇……虽然因为面容问题被我们称为杨大牙，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家里甚至敞着门，让我们有问题随时去问。可惜我一直找不出问题，有时候还得特意去没问题硬问，他才会满意……他很喜欢考试，在他那里永远没有“练习篇”，有了卷子直接拿来考，然后也不讲。我考不到满分他就会生气，可惜我经常考不到满分。因为那时我还有一个很致命的缺陷：马虎。但是他决不会打学生骂学生，原因不是人好，是因为他必须坚持“真善忍”……不过在取缔之后，他很适时地退出了XXXXX功阵营。据说此后经常体罚学生，我好幸运 - -b。多年后遇到他，由于邂逅太突然，我俩突然不知道说点啥好。尴尬了几秒后他居然问，“你知道你中考哪道题扣了一分不？”（我中考物理119），我当场昏死……

化学老师王凤，那叫一个PP！举止投足都很优雅，而且又很朴素，绝不会花枝招展。前些天和宏宇聊天，他说他最怀念的就是王凤，最对不起的也是王凤。因为她是唯一一个看得起他的人，他却令她失望了。毕业之后几乎没联系过了。

朴老师是个活宝，整天笑嘻嘻的。因为中考要考政治，而且题的范围都给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把标准答案全背准，反正只有70道题。那本答案就是传说中的“小白本儿”……但是我实在不能忍受这样的扯淡行为，开始一直拒绝背诵。她就把我叫出来，“语重心长”地教导我，直到我答应一定全背下来（因为我实在被墨迹的不行了……）。哈哈，初三的老师们是一群很可爱的人，我永远会把他们当成知心的朋友。我甚至随便开他们玩笑的时候也很放肆，因为这是心灵上完全零距离的体现，即使他们大我很多岁。

  初三开始我告别了象棋，因为我找到了更痴迷的“游戏”：数学。或者说，数学只是象棋的延续，因为我完全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虽然学无止境，但是初中的知识含量毕竟太过有限，所以我几乎是用穷举法学“好”了数学。我想初三一年做过的数学题将近10万并不为过，在“题海战术中”，我基本覆盖到了中考可能考到的所有题。注意，是所有题，不是所有题型。因此在答题的时候，我基本不需要思考，更不需要草纸，真正做到了落笔如飞，无论选择填空还是大题，一律直接写答案。因为那些题在心里实在太熟了，看到条件我就知道会问什么，得数是多少。即使稍有变化，我依靠心算来弥补一下，也可以直接作答。我经常会总结并记住一些“定理”，事实上它们复杂得超过了一般的题目……于永胜老师非常喜欢我，每次大考小考的数学，他一定会站在我旁边看，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初三时老师们集中到一个办公室方便答疑，而我们则要轮着去给那个屋子生炉子。我依然延续着不会升炉子的尴尬。轮到我那天，我离考试结束还有20分钟才跑回教室。但是于老师比我还有信心地慢悠悠地把卷子交到我手上。十五分钟后，我终于写完了最后一个字。不等我说话，他已经把卷子拿了起来。我说还没做完，他说差不多了，然后在卷子上用红笔下了一个大大的“146”。我说我知道填空第二题应该是√7/4，只是想全做完了再去拿修正液。然后我们俩都哈哈大笑。毕业后他对我说，你是我第一个遇到的把数学操练到完美的人。不过在离中考还有两个月的时候，我基本上停止了对速度的追求。因为我知道再快也是没有意义的，答题速度已经被书写速度牢牢限制住了。 

当然，无论于老师还是我自己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一个隐患。那就是这样的学习方法可以将初中数学操练到极至，却不能用来应对高中。毕竟无论在知识含量还是难度上，都明显上了一个台阶。于是我在高中最初的时间里，很是走了一段弯路。在和师弟师妹们聊天时，我也绝不会向他们推荐这样的方法。我想这样的学习方法基本是不可复制的，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因为它需要几个特定条件：首先你不能太聪明。聪明的孩子一定会去寻找捷径，试图举一反三，只有我这样的才会想到去“背诵”数学；其次你要有很好的记忆力，做过的题起码在第二遍你就要完全记住，包括改了条件你也要立刻心算出和原结果的差；第三你要很爱好记忆，这不是光靠毅力就能完成的，一定要有这样的特殊癖好；第四你要没有其他干扰，你的其他课程没有任何问题，也不会有NBA女朋友或者游戏厅来让你分心。我并不为自己那一年的数学而感到怎样骄傲，因为它真正的意义在于，我总得有点事儿做……

初三时我有了一个新的喜欢对象：辛吉斯。这完全是受李聪影响，她的一篇《我爱辛吉斯的眼睛》让我很好奇她到底有什么魅力。看了一场她的比赛后，我彻底喜欢上了这个瑞士姑娘，也喜欢上了网球，直到现在。她的潇洒与灵气，仿佛给了我一股清新的空气，给了我一个惬意的空间。

另一件更重要的事件是，我遇到了我最重要的伴侣之一：德国足球。那一场经典的欧冠决战，让我第一次看到了甲A之外的更精彩的足球。然而深深震撼我心灵的，并不是机会主义地完成三冠王伟业的曼联，而是卡恩那用力挥舞的拳，和马特乌斯那老泪纵横的脸。我终于知道，原来这项运动可以如此男人。多年之后回忆时，我肯定地把这场比赛当成我球迷的始点，也是我和德国八年之恋的起点。很快，范围扩大到了德国国家队，不久后又增加了柏林赫塔。这两个层面的三支队伍，几乎是我未来八年内的主旋律。对德国的爱没有任何哗众取宠的成分，我很投入的去爱，用心去为他们喝彩和悲伤。如今再回首时，我庆幸自己遇到了她，却遗憾浪费了之前的那么多年。

学习方面，在中考前的倒数第二次模拟，我终于历史性的站到了全校第一名的位置。在最后一次模拟，孙彬彬又超过了我（这家伙高中也一直和我并肩前进）。敖老师又找我谈了一次，告诉我第一名和第二名是本质的区别。我仍然很不服气，学习本来就没有常胜将军，大家的实力都差不多，谁考第一考第二很正常。尤其是我从来没有站到过这么高的位置，前十名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反问到：“为什么要考第一？考第一又怎么样？”敖老师告诉我：“因为考第一你就能去清华！那里只要最优秀的人。” 啊？清华……我怔住了。一个从未在心头出现过的概念，突然将我牢牢抓住。

这次谈话很短，却影响了我一生。从此我的学习有了意义，不是为了爱好去狂做数学题，也不是为了在同学面前出风头就一定要15分钟内答完卷纸。于是在我混乱的心灵里，一个清晰的物质出现了，理想！在走向高中之前，我在最后一刻完成了心理准备。

    虽然有学区的概念，但是变通一下还是很容易的。实验小学（二小学）培养的学生多才多艺，而且有快班实行五年制；中心小学（三小学）的学生在文化课上比较有创造力。父母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我永远不记不住两句以上的歌词。

 

    我不明白为什么正式上学前一定要去一年的学前班，可能很多地方的孩子都不知道这个概念。其实和幼儿园没什么区别，院子里也有滑梯转椅和秋千，也不需要上很多的课，老师就带着大家玩。贾老师那时才20出头，长着小雀斑，永远穿着漂亮的裙子和高跟鞋。可是我一直以为她是“假老师”……我有时不写作业，因为同桌的宋小明相当老实（当然长大后不怎么老实……），我经常欺负他给我写作业。有一次大脑缺弦，快放学时我发现妈妈在窗外站着等着，我心一虚赶紧把作业夺回来自己写，结果回家挨顿打……这也是我仅有的几次挨打之一。从这件事我得出的结论是，当你做坏事时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正式上小学时，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因为和学前班相比，无非是从一个大门进到不同的院子。我在一年一班，班主任刘文敏，当然数学语文全教。很和蔼的一个老太太，现在她大概快70了吧。小学毕业后我还常去看她。不过后来她无意中说了一句让我很受伤害的话，所以我最后一次去拜访她是初二。班里居然还有几个“老相识”：宋小明，张欣，姜福力。需要提的一个人是法明。因为她是留级生，在那个年龄大一岁会显得大很多。所以她做了一年的班长而且做的象模象样。提她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过早离开了这个世界，bless…… 

 

    对于一年级只有几件事有点意思，课程上无话可说，因为无非是把算术改名叫了数学，把识字改名叫了语文。我的同桌叫张媛，很老实的一个女孩子。家里似乎比较困难，因为她的文具盒都已经磨的认不出本来的样子了。后来我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给她买了个新文具盒，这也是我第一次给女生送东西。我虽然性格很温和，但是有人欺负她我一定会挺身而出。当然也只是挺身而出这个动作而已，其余的事情老师会帮我摆平……后来她回到农村去读书了，我失落了一阵子。另一件事是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嘴里开始念叨着那句政治史里最荒唐的弥天大谎：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因为那个角起码有120度……我从头到尾没有学会打红领巾。现在我也打不好领带结，看来这是一个系列的技术。当然我不会打红领巾也是因为我没必须会打，每天早上纪璐都会帮我打的很漂亮。纪璐其实座位离我很远，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俩走的很近。她家离学校比我家远的多，但是她一定会先折过来叫我一块上学。三年级时候班里一个同学的父母离婚，那个孩子很可怜。于是我很认真地跟纪璐说如果今后我们俩结婚就一定不要离婚。其实她完全可以不往心里去，因为我根本搞不懂结婚和离婚这两个概念。总之从那以后她再也不跟我玩了，看来女孩子确实比男孩子发育早些。这算不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拒呢……？

 

    那个时候如果你不能考“双百”，就意味着你不可能进前十名。所以想特别斩露头角当然不容易。当然我也不在乎这个，我只关心和张媛纪璐一起玩。而且这时我也没什么个性可谈，很听老师和家长的话。在二年级的下学期，我第一次个性了一把。珠算课，我坚持认为这个东西比我心算慢的多，所以从头至尾拒绝学习。那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落到了第18名，因为有几道题目要求添上类似“二一添作五”那种口诀。在那些地方我全写上了一个新学的字：略。几乎整个冬天妈妈都没怎么给我好脸色看……

 

    二年级开始我的同桌成了周维。一个很会打扮的女孩子。她家里也很富裕，总是穿很漂亮的裙子，拿着花花绿绿的零食。她也总是把零食分给我一个人吃。纪璐不和我好了以后，系红领巾的任务她就接过来一直到小学毕业……我跟她永远不会有“领土”争端，她每周末还会把我桌布拿回家让她妈妈一块洗。高中时她给我写过一封信，言辞很恳切。但是我估算了一下回信的时间可以做两套数学模拟卷，遂无视。我很发指是吧……

 

     那时候另一件好玩的时间是值周，因为可以不上早自习。站在学校门口，见了大人就叫老师好，见了小孩就盘问带没带红领巾。检查高年级的教室卫生我一直很打怵。总是在门口犹豫半天才冲进去，“老师好检查你们班卫生”，到窗台摸一把赶紧往外跑。其实就算有灰也被我的汗浸没了……

 

    这时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由于文革，爸爸没有走入梦想中的象牙塔。恢复高考后，他已经工作了几年。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校园，拿到了迟到的大学文凭。凭着这个，他也调进了机关。从此家里的生活条件突然改善，虽然不算大富，也起码可以很轻松地生活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心中牢固地树立起“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爸爸的天分远高于我，如果赶上好时代，他在学业上的成就起码不比我差。

 

    三年级起学习条件突然改善，因为我们住进了新的教学楼。那个楼的名字我后来才知道有多牛B，逸夫楼……其实最开心的是，老师们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他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出去自由活动。我很喜欢在校园里兜圈子，或者爬爬云梯玩玩单杠爬爬篮球架。有一次冬天时高年级的同学骗我单杠是甜的，结果我就把舌头粘住了……过了好久把单杠焐热了才拿下来……还有一次我企图向篮球架更高的横梁“飞越”时，直接以一个优美的抛物线飞到了地上。正在打篮球的体育老师们后来回忆，仿佛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茄子……当然我是幸运的，因为三年二班的张迪做同样的动作时直接骨折。提醒现在的小朋友未经专业训练千万不要模仿。受伤的一次是在单杠上做高难度体操动作时头部触地，使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胸口里还有一段脖子……  

 

    我最好的朋友成了刘野。因为他是和我一样可以轻松地做对所有的题。我和他在一起甚至有点自卑，因为人家三年级就能很潇洒地唱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而我知道现在都不知道五线谱上那些小蝌蚪是咋读的……我搬家到中医院旁边后，很开心终于可以和他一起上学放学了。当年我们的口号是谁早谁找谁（清原话的发音是sei zao sei zao sei）。再后来我们的队伍扩大了，高长松，高岩，何峰，我们五个摆了“把子”。方式是在北山的一棵树下一起撒了泡尿……我们把自己的黑社会叫做兽帮，每个人起了个很吊的名字。大哥高长松叫巨蜥。他本来想叫龙的，我跟他说我从电视上看到巨蜥也叫龙……可怜的他就成了爬虫动物，因为我们其他人都是两音节的名字。二哥何峰叫飞鹰，三哥高岩叫猎豹，老四刘野叫野狼，我是银猴。注意是银猴不是淫猴！因为此后相当歧义。这就是我们的江湖，我们还每个人花一元钱买了块铜钱挂脖子上，那是相当脏……我们主要的活动是欺凌弱者，帮助强者。当然我通常在最后面提供强大的精神援助……

 

    三年级开始写作文，我和刘野甚至一个字一个字数。“你多少？”“352”“哈哈我378”。永远忘不了那些经典语言。“小时候的事就像海边的晶莹贝壳，数也数不清……”现在也没明白贝壳咋个晶莹了，俺一个内陆孩子……我时常做出些弱智事情。比如王巍在课堂上读自己的作文时，我一口咬定她是抄的！刘老师问为什么，我说这是某作文选的某一篇，她抄的第一段，我抄的第二段……

 

    那时男生女生已经明显分成了两个阵营，连周维都跟我不那么亲近了。我仍然比较乐衷于和女生闹架。我和刘野给班里的女生取了很多好听的名字，比如肖丹叫肖肥婆，秦宇叫秦大癞。我经常会弄些虫子放她们文具盒里。既然写到这里就提一个我的喜好。我特别讨厌腿或多或长的虫子，比如蝗虫，蜈蚣。但是我很喜欢腿短或者无腿，只能蠕动的东西。比如大肉虫，比如蚂蝗，比如蛆……现在也是……

 

    四年级飙了一把，全县的数学竞赛潇洒地搞了个满分。虽然无非是些盈亏问题，逻辑推理以及方程之类的。但是这一次彻底在老师们心目中树立起“尖子”生的概念。不过这时我已经不太在乎老师的宠爱了，因为我发现想不被欺负，不能靠谁保护你，要让大家尊敬你。那时我和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很玩的来，而且会和谁在一起就玩谁喜欢的东西。所以我时而和宋小明画小人儿，时而和高长松去打架（精神支持，精神支持！）。所以直到现在，我也能很轻松地叫出小学每个人的名字。

 

    六年级居然又搬进了平房里，而且要轮着生炉子。这个高技术含量的工作我也一直没学会，每次轮到我我都会一上午蹲在地上。满屋里乌烟瘴气，老师同学们冻的瑟瑟发抖……后来小学盖新楼时，我们那一排教室成了临时工棚。而我们可怜的六年一班居然被打通成了门。再后来，什么都没了……

 

    在校园之外，我一直玩的非常精彩。和家附近的有点结巴的何峰，黑呦呦的刘鹏，和老爸长的一模一样的何茂森，还有胖胖的张富强等，天天在一起厮混。我们经常到大河去折蒿草编鞭子，或者找个水流小的地方垒坝。在化工厂附近，河里有个大井，我现在也不知道这个井是干嘛使的。总之我们用拣到的破鱼杆，再挖两条蚯蚓去钓鱼。虽然从没记得谁从那个井里钓出过一条鱼，但是我们确实趴在井盖上面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快乐的下午。还有“放船”。用泡沫做的小船在河里顺流而下，我们在岸边跟着跑。有时会跑出很远。我还记得我伟大的“毁灭号”，永远冲的最快。还有张富强那倒霉的“江一号”，做的太复杂一下水就散架……有时候船到静水里完全不动了。我们就使劲扔石头企图用水波把船推动。但是我观察了一会儿后告诉他们，不要扔了，水波是推不动船的。因为运动的是波纹本身，并不是水。后来知道这一伟大真理竟然早已被科学家们发现了，我很遗憾。搬到中医院附近后，木材公司成了我最好的乐园。和周峰，宋小明，文学等人在里面捉迷藏，那一堆堆的木头是最好的玩具。记得有一次周峰把腿别到了木头缝里，我以为他的腿要断了。结果他痛苦地喊了一声：“Oh my shoes！”……

 

    小学六年级，我加入了共青团。从此再也不用纪璐或周维帮我打红领巾。学校还郑重其事地在五一劳动节那天的升旗仪式上，给我们几个戴上的团徽。估计全校的年轻老师都没几个团员，因为全校就一个支部貌似。书记是沙伟强，左手没有无名指，人称断指鲨。那时也许是思想最积极向上的时候吧，越长大越反动了。。。。

 

    小学毕业，我们要分开了。一起玩了六年的小朋友们已经成了少年少女。虽然还没有完全懂事，但是已经感受到了离别的凄凉。小学是一个何等快乐的时代，没有学业的负担，没有思想，只有纯洁的友谊，只有无限美好的回忆。

 

    二中是我认为县里最好的中学，因为有一只神奇的蜘蛛……